1，雪中飞羽绒服商标是什么
雪中飞羽绒服商标由雪中飞和SNOW FLYING组成。雪中飞羽绒服是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品牌。雪中飞以羽绒服为基础，并最终打造为最具影响力的动感新潮休闲服装品牌。雪中飞羽绒服是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产品,雪中飞服饰的每一款产品都出自著名设计师的灵感，将传统的经典风格与现代气息相融合的雪中飞服饰最好地诠释了优雅的男装系列。商标如下：扩展资料由于新经济的影响，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品牌。中国羽绒服企业越来越重视增加品牌的文化内涵，大部分羽绒服品牌已具有了鲜明独特的个性，如“波司登”的高贵典雅、“雪中飞”的年轻活泼。市场上羽绒服品牌效应突出，诸多名牌产品备受关注，与此相反，一些小品牌往往很难生存。爱心公益的宗旨就是力求聚合各方爱心力量，以集体行动支持公益事业。因此，雪中飞通过网络与受众积极互动，提供了一条捐献爱心的绿色通道——《轻装上阵》Flash线上互动活动。《轻装上阵》作为本次爱心传递的第一座桥梁，只要参与活动，便能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捐献一克羽绒。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雪中飞百度百科-雪中飞羽绒服雪中飞官方网上商城-品牌故事{0}
2，哪个省的人最能喝酒
“四川人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美国作家何伟在《江城》中的这段话，相信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男人看后会纷纷表示不平——灌酒几乎是全中国的特点，并非一省一市的专名，更重要的是，无论哪个“中国最能喝排行榜”，四川人都无法排进前列。不过，中国人豪饮的方式虽让美国人感到震惊，但大部分中国人日常是不爱喝酒的。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的报告显示，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年人均消费酒精约 6.7升，与俄罗斯15.1升、捷克13升、法国12.2升的消费量相差甚远。甚至无法比拟人种、文化相近的韩国（12.3升）和日本（7.2升），连地 处热带、无需饮酒御寒的泰国人，也比中国高0.4升。【中国式酒桌文化】几乎所有民族都有程度不一的劝酒行为，为什么中国的“酒桌文化”会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它实在太精细复杂了。有些以豪饮著称的游牧人，招待客人时喜欢一醉方休，这是因为他们日常社会交往较少，来了客人犹如过节；但其礼数和讲究通常很简单，至多灌下几碗即可。东亚的日本、韩国，职员们喜欢下班后集体喝酒，但日本人基本保持随意，韩国人比日本人更讲究尊卑，但其礼数的复杂程度远不能与中国相比，也不像中国这样非要把人灌醉不可。自古中国就有劝酒传统，但古人的劝酒、灌酒，与其他民族的劝酒并无特别不同，而今天中国的酒桌文化因为发展出一套通行全国的规则，并非古代传统的简单继承。中国各地酒桌文化基本原则相同：下级向上级敬酒，显示恭敬和服从；上级对下级劝酒，表现亲密与庇护；同级间相互斗酒，则展示力量，活跃气氛；每一级不能乱了步骤。敬酒顺序：必须先等位尊者互相敬酒，然后才是位卑者按层级高低，先后向位尊者敬酒；一定要弄清地位排序，先敬地位最高，然后次高，一旦顺序出错，不但易引起不悦和怀疑，而且会弄得位尊者之间彼此尴尬。敬酒姿态：位卑者向位尊者敬酒，必须离席走近位尊者，碰杯时杯口必须低于对方酒杯，无论对方喝多少，都必须双手举杯先干为敬。位尊者若离席向位卑者们敬酒，位卑者们须做感动雀跃状。灌酒规则：地位最高者当然是酒宴上被灌酒的第一目标，但只能适可而止，位尊者喝到适度，充分领略下属的忠诚后，接下来通常是欣赏手下面红耳赤互相灌酒的娱乐时段。斗酒规则：若是两个组织参与的酒宴，通常主人会努力把客人们放倒，但位尊者总有人代酒，双方主帅并非斗酒主力，承担重任的多半是中层骨干。所以，被放倒的通常是敢为领导豁出去的中层。两个单位斗酒，最大价值不是把对方摆平，而是各自增进内部凝聚力——平时难得在领导面前表现的下属有了最直接机会，而下属忠心耿耿的表现，则会让领导非常享受。酒能让人放松、兴奋、自控力降低，容易快速建立互信和亲密关系，在人情社会，它几乎是万能的情感粘合剂。而在人情因素考虑较少、讲究规则和程序的社会，酒宴就很难成为商务、公务活动中的重要纽带，酒更多出现在个体之间交流感情的场合。所以，人情社会较浓的东亚国家劝酒文化相对较浓，而日本、韩国、中国的社会尊卑层级分明程度有别，酒桌文化的强度明显有递进关系——中国人虽不像韩国人一 样，年龄稍大几岁就分出地位高下，但中国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都被纳入自上而下的15级行政级别，这种层级和秩序远比韩国更森严。另外，中国自1950年代末的社会改造，将中国人的全部社会关系都纳入“单位”内；日、韩的组织只管成员的加薪、升职，而中国的组织还管户籍、分房、职称评定、子女入托入学等。个人极端依附体制，是中国式酒文化诞生的基础。不过，一旦离开等级分明的场合，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多规矩，饮酒量也会大幅降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调查发现，华人移民加拿大后，酒精消费立即大减，最高降幅达70%。但只要留在中国，就免不了经常出入酒桌，酒宴文化不但令一些人苦不堪言，也成为年轻人进入单位最大的考验和压力，由于能喝就可以迅速获得赏识，网上有大量年轻人咨询如何锻炼酒量。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能喝？【南北东西酒量有别？】一般认为，北方比南方更能喝，山东、东北、内蒙、新疆、河南都有足够资格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有门户网站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北方人酒量强于南方。不过从生理角度讲，中国南北方的酒量差别有限。人的酒量取决于身体的解酒功能，近一半中国人因缺乏乙醛脱氢酶2（ALDH2），在解酒的第二步——代谢乙醛时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在南北方人口的分布上差别不大，因此，中国南北方饮酒能力在生理上的区别很小。如果与欧美人和非洲人比较，则中国人无论南北都不善饮。欧美人代谢乙醛的缺陷比例很小，体质上普遍比中国人能喝，只是他们除了酒吧狂欢之类少数场合外，很少像中国人这样往酒量极限上喝。中国酒量排行榜的形成，其实是非常晚的事——1970年代末以前，酒类凭证配给，在普通百姓，它是稀有的硬通货，即使是官员，虽然可按行政级享受不同档次白酒，其所得亦相当有限。另一方面，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和计划体制下，人情松动权力的需求和空间非常有限。前面的分析，其实已经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南北方和东西部存在酒量差别：酒桌文化强弱其实与体制化程度正相关。1970年代末以前，北方的体制化程度明显高于南 方，不但大型国有企业和工业投资多集中于东北、华北以及西南地区，农村的集体化热情也明显有别（农村先进典型几乎都出自适合大规模集体劳作的北方）。1980年代后，中国南北和东西部的体制化差别进一步放大，体制依附性最低的东南沿海，部分地方的主流社会不但没来得及形成像样的酒桌文化，甚至开始朝着悖离典型中国酒桌文化的方向发展。中国酒桌文化的强弱并不完全由其体制化程度排名决定。北京、山东就是两个明显两个特例。1980代末，北京就与周边形成鲜明对比，公务和商务宴请少有劝酒、灌酒。或许因为北京是权力中心，官员扎堆，不敢随意造次；等级制森严的环境，酒桌文化对所有人都是极大负担。此外，北京官员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外地，外事交流也让其视野更开阔，不易形成酒桌文化。山东未必是公认酒量最大的地方，但却是公认的酒桌文化第一输出大省。如果以体制化程度看，山东其实是北方地区体制化程度较轻的地区，但它又被公认为官本位思想最强的地区。这或许是其酒桌文化地位的来由。地域文化的自我认知或许对酒桌文化也有影响，无论是山东、东北、内蒙还是新疆，其自我认知中都有豪爽、勇猛、彪悍这类正面的关键词，而在酒桌文化较淡的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关键词往往是负面的。当然，无论是山东人、东北人还是内蒙人，没人喝得过解放军。军队的体制化程度最高，又有“酒壮英雄胆”的文化。部队不像地方酒桌文化那么繁琐，直接就是“感情铁，喝出血”。白酒企业也乐于同军队建立关系。2011年，茅台集团宣布同7大军区结成军企友好互建单位，“与人民军队紧密相连的特殊情感融入了彼此的 血液”。【白酒的沦亡】然而，中国酒桌文化核心的白酒，今天已处于迅速沦亡的境地。1993 年，“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的广告语传遍大江南北，洋酒因其高昂价位成为地位的新象征。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最早接触洋酒，但洋酒消费很快由时髦和炫耀， 变成了真正的口味欣赏。今天广东洋酒销售占全国1/3，广州的芝华士和皇家礼炮销量每年能翻番，其他品种洋酒的增长率也在30%左右。在人口最多、收入最高的东部，白酒已经不是酒类消费的第一选择，2012年白酒销售额的56.2%来自西部，比中部和东部总和还多。同一份报告显示，全国 73.9%和89.8%的葡萄酒、啤酒在东部销售，这一比例在中部和西部分别是8.4%、3.2%和17.7%、7.0%。白酒由于被定位为宴请酒类，逐渐被从酒宴之外的市场挤出。喝白酒耗时、伤身，不符合城市快节奏生活，啤酒成为最大替代者。另外，中国今天大部分白酒品牌都诞生于最近二三十年，很难谈得上稳定可信的品质，在与洋酒的争夺中，不免落于下风。酒吧这个新兴市场无疑是洋酒的最大推销者，源自西方的酒吧文化天然与洋酒高度契合。由于洋酒价格对今天的中国人已是大众消费品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对洋酒文化和口味的认同，转而成为其日常消费者。在国酒低迷时，黄酒却在近年有了高速增长。黄酒较低的度数、温和的口感以及与之匹配的江南酒文化，使之逆势增长，成为洋酒的强劲对手。2009年，中黄集团黄酒销售额为8.5亿元，2012年超18亿，在普遍的酒业停滞中，3年翻了一番。中国白酒注定已无法改变酒宴用酒的形象——白酒厂商的广告一直在强化它与权力的关系，其广告代言多为张铁林、张国立、陈道明、唐国强等以扮演帝王而著名的演员，有些广告直接就让代言明星装扮成满清帝王。由于白酒高度依赖公款消费，而公款消费其实是一个不稳定的市场——中央领导人每隔10年换届，换届后都会整顿党政作风，公款消费市场会出现大幅萎缩。所以，最近一二十年来，我们很容易观察到白酒市场周期性的起伏，高端白酒就更为明显。估计这次寒流比以往更强烈。2012年12月下旬，中央军委下令，要求接待工作不安排宴请、不喝酒，坊间称为“军队禁酒令”。解放军作为高端白酒的重要消费者，他们突然禁酒，对中国白酒行业无疑是雪上加霜。有意思的是，中共十八大会议期间，贵州习酒充当了中国主要门户网站十八大专题的赞助商，其知名度借势大幅提升，只是，不知道它现在怎样了。{1}
3，重阳节作文600字
重阳节习俗 赏菊 菊花，又叫黄花，属菊科，品种繁多。我国是菊花的故乡，自古培种菊花就很普遍。菊是长寿之花，又为文人们赞美作凌赏菊霜不屈的象征，所以人们爱它、赞它，故常举办大型的菊展。菊展自然多在重阳举行，因为菊与重阳关系太深了；因此，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俗的组成部分。宋代《东京楚华录》卷八：“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者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金龄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 明代，在《陶庵梦忆》中记载有：“兖州绍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 清代赏菊，如《燕京岁时记》：“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度广厦中前轩后轻(轩轾，车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轩，比喻高低优劣)，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在《清嘉录》中记苏州赏菊活动说：“畦菊乍放，虎阜花农，已干盎（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百盂担入城市。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中置熟铁丝，偃仰能如人意。或于广庭大厦堆垒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菊花山。而茶肆尤盛。”另如《金瓶梅》、《浮生六记》等书中也有赏菊之记载。至今，重阳节期间，各大公园也仍组织大型菊展，并将菊缚扎成各类动植物，人物等造型，十分美观。 登高 重阳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即是登高。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登高 早在西汉，《长安志》中就有汉代京城九月九日时人们游玩观景之记载。在东晋时，有著名的“龙山落帽”故事。据《晋书》中《孟嘉传》载，九月重阳这天，晋朝大司马桓温及参军大将孟嘉等人登上龙山(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的一座山)，孟嘉观赏山景，连帽被风吹走也不知道。桓温叫人作文笑他，他也不示弱，作文答辩，一时传为佳话。 南朝时，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一个神异的故事：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游学，费长房要他在重阳这天让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并登高，饮菊花酒，才可免祸。桓景照办了，才逃脱灾祸。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出重阳时人们的避邪除灾心理。 当然人们登高也不单是攀登而已，还要观赏山上的红叶野花，并饮酒吃肉，享受一番，使登高与野宴结合起来，更有吸引力。如隋时孙思邈《千金方·月令》：“重阳日，必以看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记隋代风俗，已与后世近似。在南宋的《梦粱录》卷五载：“日月梭飞，转盼重阳。……是日‘孟嘉登龙山落帽，渊明向东篱赏菊’，正是故事。”南宋韩元吉《水调歌头·九日》上片：“今日我重九，莫负菊花开。试寻高处，携手摄展上崔嵬。放目苍崖万仞，云护晓霜成阵，知我与君来。古寺倚修竹，飞槛绝尖埃。”描写了重阳赏菊及登高观景的韵致。 明清时，北京地区登高颇盛，《燕京岁时记》云：“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询一时之快乐也。”不论文人百姓，都喜欢登高后在山上野餐、烤肉食用。有些贵戚富家则带上幕帐、烤具、车马、乐器，登高台、土坡，架起幕帐、桌椅，大吃爆烤羊肉或涮羊肉，并唱戏奏乐，听歌看舞。如清末慈禧太后，每年重阳于北海东的桃花山登高、野餐、烤肉，并架蓝布围障，防止闲人偷看。在玉渊潭钓鱼台等处，也集中了不少登高之客。故宫御花园里也有登高之山。 又如广州地区，游客多于重阳登上白云山，饮酒赋诗，热闹非凡，影响至今。在上海，附近无山丘，便把沪南丹风楼及豫园的大假山作为登高雅集之所，也很热闹。至民国年间干脆又登二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而近代的北京香山、山东的牛山、江西南昌的滕王阁等等，也都是登高胜地。尤其是滕王阁，因了唐代王勃于重阳节时在阁上写出千古名文《滕王阁序》，更闻名天下。至于湖北江陵龙山上的纪念晋代孟嘉落帽的落帽台古迹，也吸引着许多游客。 由于重阳为秋节，节后草木开始凋零，所以有称重阳节野游活动为“辞青”，与三月春游“踏青”之说法相对应。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重阳)有治看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这也是一个颇有诗意的名称。 关于登高习俗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一说可能源于古代对山神的崇拜，以为山神能使人免除灾害。所以人们在“阳极必变”的重阳日子里，要前往山上游玩，以避灾祸。或许最初还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后来才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了。(古代认为“九为老阳，阳极必变”，九月·九日，月、日均为老阳之数，不吉利。故而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求长寿的活动，并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称九为“宜于长久”之数。这是明代谢肇制《五杂咀》中的看法。 一说重阳时节，秋收已经完毕，农事相对比较空闲。这时山野里的野果、药材之类又正是成熟的季节，农民纷纷上山采集野果、药材和供副业用的植物原料。这种上山采集农民们把它叫做“小秋收”。登高的风俗最初可能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的。至于集中到重阳这一天则是后来的事。那意思是以此作为一种象征，起点提倡作用，正像春天宜于植树，人们就定个植树节的道理一样。此外重阳节期间天气晴朗，气温凉爽，适宜于登高望远。 佩茱萸·簪菊花 重阳节有佩茱萸的风俗，因此又被称为“茱萸节”。茱萸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重阳节时人们还喜欢佩戴菊花。茱萸雅号“辟邪翁”，菊花又名“延寿客”。 佩茱萸 茱萸是一种可以做中药的果实，因为出产于吴地（今江浙一带）的茱萸质量最好，因而又叫吴茱萸，也叫越椒或艾子，它是一种常绿小乔木，树几乎可以长到一丈多高，叶为羽状复叶，初夏开绿白色的小花，结实似椒子；秋后成熟。果实嫩时呈黄色，成熟后变成紫红色，有温中、止痛、理气等功效。茱萸叶还可治霍乱，根可以杀虫。《本草纲目》说它气味辛辣芳香，性温热，可以治寒驱毒。古人认为佩带茱萸，可以辟邪去灾。 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在唐代很盛行，人们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称为茱萸囊，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重阳茱萸其实也和端午节的雄黄和菖蒲的作用差不多，目的在于除虫防蛀。因为过了重阳节，就是十月小阳春，天气有一段时间回暖；而在重阳以前的一段时间内，秋雨潮湿，秋热也尚未退尽，衣物容易霉变。这段时间又是桂花盛开之时，所以民间称之为“桂花蒸”，这时必须防虫。茱萸有小毒，有除虫作用，制茱萸囊的风俗正是这样来的。 但是在宋元之后，佩茱萸的习俗逐渐稀见了。其变化的因由大概要从重阳节俗的重心的潜移中去理。重阳在早期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强调的是避邪消灾，随着人们生活状态的改善，人们不仅关注目前的现实生活，而且对未来生活给予了更多的期盼，祈求长生与延寿。所以“延寿客”（菊花）的地位最终盖过了“避邪瓮”（茱萸）。 放纸鹞 放纸鹞是惠州过重阳节的主要习俗。换句话说，惠州民间过重阳节是以放纸鹞为主要特征的。此习，除惠州流传的民谣中有叙述以外，光绪《惠州府志》亦有记述。 放纸鹞 纸鹞亦现在的风筝。风筝是五代以后的称谓，五代之前，北方习惯称“纸鸢”，南方则多叫“鹞子”，惠州的“纸鹞”称谓很明显的是保留了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称，且有“南北混合”的味道。 风筝始见于春秋时期，初型均是鸟类。相传公输般（鲁班）“削竹为鹤，成而飞之”，“作木鸢以窥宋城”。这里的“竹鹊”“木鸢”，就是代风筝的雏型。不过,当时没有纸，只能用竹木制成。清人笔记中说 “韩信率军十万围攻项羽于垓下，以牛皮制风筝一具，下置善笛之人吹思乡之曲，其声悲怨，楚军弟子八千人尽皆散去”。这里所说的汉代风筝，也只不过是牛皮制的风筝。东汉蔡伦造纸术面世后，始有纸制风筝，出现了“纸鸢”和“鹞子”的称谓。“风筝”之名的出现，据记是出现在五代，《询刍录》记曰：“风筝，即纸鸢，又名风鸢。初，五代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采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 鸣，俗呼风筝。”唐以后，风筝盛行，并定清明节为风筝节，宋已后更是在老百姓中间普及了。从这以后，风筝的形状已不局限于鹊、鸢、鹞等鸟类，虫、鱼、人神均有之，明清以后，风筝制作已成为一种十分精湛的手工艺术。 惠州民间的纸鹞，已非本来面目，多为四方平面，带一尾巴，其形状与民间所贴门神、神位相似，故疑为神状风筝的一种简化。在惠州民间，风疹制作极为简单，采竹一枝弯曲，一支直竖，撑住一张四方纸，贴上尾巴调好线，即可放飞。有一种不带尾巴，四方状纸稍大，称“阿婆鹞”，以放飞时平稳、安定而得名。 除此外，其他形状的纸鹞也偶而有之。 重阳这天，人们多伴以凳高，于街道和旷野处放飞风筝，孩童、成人均有之，亦甚壮观。 按我国的传统习惯，放飞风筝多在清明。重阳放纸鹞可说是惠州民间特有习俗。其来由无从考究。但从惠州的领南气候观之，时间上似乎颇为恰当。清明前后为雨季，春雨不断，这时显然是不适合于放纸鹞的，而重阳前后秋高气爽，劲风不断，人们按传统习俗要登山登高，进行户外活动，此时放纸鹞，天时地利人和，是颇多为适合的。 吃重阳糕 重阳的饮食之风，除前所述的饮茱萸、菊花酒，吃菊花食品之外，还有好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吃糕。在北方，吃重阳糕之风尤盛。 重阳糕 据《西京杂记》载，汉代时已有九月九日吃蓬饵之俗，即最初的重阳糕。饵，即古代之糕。《周礼》载饵用作祭祀或在宴会上食用。汉代又记有黍糕，可能与今天的糕已差不远。蓬饵，想必也类似于黍糕之类。至宋代，吃重阳糕之风大盛了。糕与高谐音，吃糕是为了取吉祥之意义，因而才受到人们的青睐。 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有“糙花糕”、“细花糕”和“金钱花糕”。 粘些香菜叶以为标志，中间夹上青果、小枣、核桃仁之类的糙干果；细花糕 有3层、2层不等，每层中间都夹有较细的蜜饯干果，如苹果脯、桃脯、杏 脯、乌枣之类；金钱花糕与细花糕基本同样，但个儿较小，如同“金钱”一 般，多是上层府第贵族的食品。 据说，早年不家用发面饼夹上枣,栗诸果的， 或以江米、黄米面蒸成粘糕饼，似“上金”、“下银”的花糕。 有诗描述重阳糕的制作： 蔡云： 篝火鸣机夜作忙, 织工一饮登高酒, 依然风雨古重阳, 蒸出枣糕满店香。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重阳糕不仅自家食用，还馈送亲友，称“送糕”；又请出嫁女儿回家食糕，称“迎宁”。 饮菊酒 菊花，是我国名花，也是长寿名花。在“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由于菊的独特品性，菊成为生命力的象征。 早在屈原笔下，就已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即服食菊花瓣。汉代就已有了菊花酒。魏时曹五曾在重阳赠菊给钟蹈，祝他长寿。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懦”之句，亦采菊酿酒之举。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仍有记载，是盛行的健身饮料。 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我国酿制菊花酒，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据《西京杂记》载称“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晋代陶渊明也有“酒能祛百病，菊能制颓龄”之说。后来饮菊花酒逐渐成了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尤其是在重阳时节，更要饮菊花酒。《荆楚岁时记》载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耳，饮菊花酒，令长寿。” 到了明清时代，菊花酒中又加入多种草药，其效更佳。制作方法为：用甘菊花煎汁，用曲、米酿酒或加地黄、当归、枸杞诸药。 由于菊花酒能疏风除热、养肝明目、消炎解毒，故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指出，菊花具有“治头风、明耳目、去瘘瘅、治百病”的功效。 古时菊花酒，是头年重阳节时专为第二年重阳节酿的。九月九日这天，采下初开的菊花和一点青翠的枝叶，掺和在准备酿酒的粮食中，然后一齐用来酿酒，放至第二年九月九日饮用。传说喝了这种酒，可以延年益寿。从医学角度看，菊花酒可以明目、治头昏、降血压，有减肥、轻身、补肝气、安肠胃、利血之妙。时逢佳节，清秋气爽，菊花盛开，窗前篱下，片片金黄。除登高插茱萸外，亲友们三五相邀，同饮菊酒，共赏黄花，确实别有一番情趣。尤其是诗人们，赏菊饮酒，吟诗唱酬，给后世留下不少佳句。 由于菊花酒的缘故，重阳又成了祭祀酒业神的酒神节。如《山东民俗·重阳节》介绍，山东酒坊于重阳节祭缸神，神为杜康。在贵州仁怀县茅台镇，每年重阳，开始投料下药酿酒，传说是因九九重阳，阳气旺盛才酿得出好酒。每当烤出初酒时，老板在贴“杜康先师之神位”的地方点香烛，摆供品祈祷酿酒顺利(见《中国民俗采英录》)。在湖南宁远，每于九月九日“竞造酒，日重阳酒”。这些风俗说明，重阳与酒的关系极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