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沃尔多对历史高度重视在他看来
加的夫巨人是19世纪最有名和最有趣的骗子之一。据称在纽约州的一个农场发现一个古老的“石化巨人”，于1869年末被公众所吸引。
报纸帐号和快速出版的小册子宣称“精彩的科学发现”说是一个古老的男人，当活着的时候，他将站在十几英尺高的地方。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科学辩论，关于埋藏的对象是古代雕像还是“石化”。
在一天的这种语言中，这个巨人真的是一个“笨蛋”，对于这个雕像的深切怀疑是使它如此吸引人的一部分。
看来是这个发现的授权账号的小册子甚至还有一封“美国最科学的人之一”的详细信件，谴责它是一个骗局。这本书中的其他信件提供了相反的意见，以及一些关于这个发现对人类历史可能意味着什么的有趣的理论。
用事实，意见和不理性的理论，人们只想要付出50美分，用自己的眼睛看待加的夫巨人。
群众聚集在一起观看奇特的神器，非常热心，汤姆?汤普思，珍妮?林德以及数十个其他景点的传奇助手菲尼亚斯试图购买巨人。当他的报价被拒绝时，他获得了艺术家创造的石巨人的石膏复制品。
在巴纳姆可以设计的一个场景中，他开始展示自己的假冒的着名的骗局。
不久之后，狂躁因为真实的故事而消失了：奇怪的雕像只有一年前才被雕刻出来。在纽约州纽约州北部，他的亲戚农场被一个恶作剧葬在那里，工人们可以方便地“发现”。
加的夫巨人的发现
1869年10月16日，两名工匠在纽约加的夫村附近的威廉“树桩”纽厄尔的农场挖了一口井，遇到了巨大的石头人。
根据快速流传的故事，他们首先想到发现了印度人的坟墓。当他们发现整个物体时，他们惊呆了。在一旁休息的“石化的人”就像睡着了，是巨大的。
话语马上传遍了奇怪的发现，纽维尔在草地上挖了一大堆帐篷后开始征收石碑。词迅速传播，几天之内，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化石专家John F.博因顿博士抵达检查这些神器。
1869年10月21日，发现一周后，费城报纸发表了两篇文章，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第一篇题为“石化”的文章据说是一封来自纽维尔农场不远处的一封信的信件：
今天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数百人参观，医生检查，他们坚定地说，一定是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巨人。静脉，眼球，肌肉，脚跟的肌腱和脖子的绳索都非常充分地展现出来。许多理论先进于他住在哪里，以及他是如何来的。
纽威尔先生现在提出让它休息，直到被科学家检查为止。它肯定是过去和现在的种族之间的联系之一，具有很大的价值。
第二篇文章是从1869年10月18日的雪城标准转载的调查报告。它标题为“巨人发誓雕像”，并提到博登博士和他对巨人的检查：
医生对这个发现进行了最全面的检查，挖掘了它，以便检查它的背部，经过成熟的审议后，它宣布为高加索人的雕像。功能精细切割，完美和谐。
雪城书店快速发行的一本32页小册子包含了一封信的整个文本博因顿写信给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的教授。博因顿正确地评估说，这个数字是雕刻了石膏。
他说，认为这是一个“化石人”是荒唐的。
博登博士在一方面是错误的：他相信这座雕像几百年前就被埋葬了，他猜测那些埋葬的古代人必须把它藏在敌人身上。事实是，这座雕像在地面上只花了大约一年时间。
争议和公众迷恋
在报纸上的火热辩论在巨人的起源只是使它更有吸引力的公众。地质学家和教授排队表示怀疑。但是，少数看过巨人的部长们宣称它是古代的奇迹，这是创世纪之书中提到的一个实际的旧约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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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从纽威尔农场的洞里吊起来之后，被拖到一辆货车上，在东海岸城市展出。当菲尼亚斯开始展示自己的假版本的巨人时，一位正在管理原始巨人之旅的对手演员试图将他带到法庭上。法官拒绝听证。
无论巨人，还是巴纳姆的传真发生在何处，人潮聚集在一起。有报道说，有名的作家拉尔夫?沃尔多?艾默生在波士顿看到这个巨人，称之为“惊人”，“无疑是古代”。
以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恶作剧，比如狐狸姐妹们听到的狂欢，这开始了精神病的热潮。而巴纳姆在纽约的美食博物馆一直展示假象，如着名的“斐济美人鱼”。
但是，加的夫巨人的狂热就像以前一样没有见过。一时间，铁路甚至安排了额外的火车，以容纳人群涌出去看望它。但在1870年初，由于恶作剧的明显被广泛接受，利益突然消失。
骗子的细节
虽然公众失去兴趣来看待这个奇怪的雕像，但报纸却试图发现真相，据了解，一名名叫乔治?赫尔的人策划了这个计划。
怀疑宗教的赫尔显然构想了这个骗局，表明人们可以相信任何事情。他于1868年前往爱荷华州，在采石场买了一大块石膏。为了避免怀疑，他告诉采石场的工人，长12英尺，四英尺宽的石膏块是为了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
石膏被运送到芝加哥，那里昂船洲人以赫尔偏心的方向行事，塑造了沉睡的巨人的雕像。海尔用酸处理石膏，并将表面粗糙化，使其显得古老。
经过数月的工作，雕像被运送到一个标有“农业机械”的大型箱子上，到赫尔的亲戚农场，纽约加的夫附近的短纽厄尔。雕像被埋葬在1868年的某个时候，一年后被挖出来。
一开始就谴责这个骗局的科学家大都是正确的。“石化巨人”没有科学的意义。
加的夫巨人不是在旧约时期居住的人，甚至是一些早期的文明具有宗教意义的遗物。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耻辱。
2. 沃尔多认为传统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诗人。1836年出版处女作《论自然》。他在书中颠覆了基督教反自然的传统 ,强调用直觉和顿悟的方式达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他的这种整体主义的自然观 ,启迪了一种新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把自然的本质归结于生命共同体 ,从自然共同体的高度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论自然》是爱默生的第1部重要哲学著作，最初发表于1836年。它虽非作者成熟之作，但却集超验主义思想之大成，有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宣言的美称。全书由《前言》和《自然》等8章组成。在表达自然神秘的统一性时，爱默生提出了“超灵”的概念。
《论自然》的发表为美国思想界吹来一股清风，一扫机械主义自然观的乌烟瘴气。：《论自然》寄寓着他对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最高理想。
3. 沃尔多对历史高度重视在他看来行为
一、身份区别：
爱默生是思想家、文学家以及诗人
而爱迪生是发明家、企业家
二、爱默生全名：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5月6日－1882年4月27日），生于波士顿。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美国前总统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1836年出版处女作《论自然》。他文学上的贡献主要在散文和诗歌上。1882年4月27日在波士顿逝世。
三、爱迪生
1、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年2月11日—1931年10月18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米兰镇，逝世于美国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发明家、企业家。
2、爱迪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利用大量生产原则和电气工程研究的实验室来进行从事发明专利而对世界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人。他发明的留声机、电影摄影机、电灯对世界有极大影响。他一生的发明共有两千多项，拥有专利一千多项。
4. 沃尔多对西方行政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的什么中
德怀特·沃尔多是美国政治学家和现代公共行政学者,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批判将官僚制和政府描述为科学或技术性的,即现在试图用公共管理取代公共行政。基于沃尔多对现代官僚政府理论的贡献,他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沃尔多与西蒙在关于公共行政的本质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威尔逊
威尔逊是美国著名学者、行政学的创始人。1887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认为是行政学发端的标志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新公共行政》是他的一部代表作,他在书中以西方新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和理论脉络为研究对象。
5. 在沃尔多看来强调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黑镜》（Black Mirror）是英国电视4台（Channel 4）及美国NetFlix公司出品的迷你电视剧。由英国制片人查理·布洛克编剧及制作，包括第一季、第二季、圣诞特辑和第三季构成。
该剧分别以多个建构于现代科技背景的独立故事，表达了当代科技对人性的利用、重构与破坏。
第一季
《黑镜第一季》是一部3集的迷你剧，每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不同的演员、不同的故事背景、甚至是不同的现实社会，但都围绕当今的生活展开[1]。在过去10年间，科技就已经改变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家庭、每张桌子、每个手掌之间都有一个屏幕、一个监视器、一部智能手机都是一面反映时下现实的黑镜子。人们膜拜谷歌和苹果、Facebook等，认为它们比父母更了解自己。人们能够访问全球所有的资讯，但脑子里却装不下超过140字的微博。
第二季
《黑镜第二季》由3个故事组成，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残酷而又现实的未来世界。
《马上回来》：一次车祸夺走了玛莎（海莉·阿特维尔饰）的男友艾什（多姆纳尔·格利森饰）的生命。在朋友的推荐下，玛莎利用艾什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信息塑造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假艾什。刚开始玛莎只能通过手机听到合成的艾什的声音，不久之后，那个声音告诉玛莎，有一个方法可以让艾什“真正”的回到她的身边。
《白熊》：托尼（勒诺拉·克里奇洛饰）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并且失去了记忆。在她昏迷的这段时间中，世界显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街道上充斥着无情的看客，而她竟然成为了杀人狂追杀的猎物。
《沃尔多一刻》：沃尔多是一只虚拟的蓝熊，出现在深夜的喜剧节目中，而站在它背后的，是配音演员杰米（丹尼尔·里格比饰）。沃尔多极高的人气让节目组产生了以它的形象参加国会竞选，而杰米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了被操控的傀儡。
圣诞特辑
七十分钟的特别版用类似《一千零一夜》的方式展开剧情，马特·特兰特和乔·波特在圣诞节被困在冰天雪地中一座小木屋里，他们各自分享了自己的故事。马特·特兰特（乔·汉姆饰）白天是一个人工智能训练师，他所在的公司为客户创建一个虚拟的自我，让这个虚拟人帮助客户安排每天的工作、生活行程，马特负责训练虚拟人服从实体人的命令；晚上，马特是一个泡妞社区的咨询师，在线为客户提供泡妞建议。但这个夜间工作给他惹来了极大的麻烦，让他严重触犯了网络时代的法律准则。乔·波特（拉菲·斯波饰）是个心事重重的人，他被自己的女朋友屏蔽了多年。这里所谓的屏蔽并不仅仅只是网络中的拉黑，剧中背景设定在近未来的某个时间，每个人都被安装上了智能眼，只要你不喜欢一个人，你可以直接屏蔽他，自此以后他就会在你面前变成灰白色的人影轮廓，你虽然听得到他的声音，但是并不知道他具体说了什么。
第三季
《急转直下》：社交评分系统主导了人们的生活。获得高评分，例如 4.8 分的人受人尊重；而低评分，例如 3.2 分的人则被众人排挤。女主角为了搬到心仪的公寓，需要短时间获得更多“点赞”……
《游戏测试》：男主角应聘某游戏测试员，进入了一个VR 升级版的恐怖生存游戏中。电脑所制造的恐怖，全部来自你自己的记忆。
《闭嘴跳舞》：男主的电脑摄像头被黑客入侵，一个神秘组织以此要挟他。
《圣朱尼佩罗》：圣朱尼佩罗是一座“城市”。
《人与武器的对抗》：士兵在体内植入“感知封闭系统”来增强作战能力。
《为国所恨》：一系列谋杀案发生了，警察发现凶手的灵感来自一系列推特的标签。随着调查的深入，女主角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6. 在沃尔多所处的年代
两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别看名字就差一个字，但爱默生，全名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生于美国波士顿，是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而爱迪生却是世界著名的发明家、物理学家、企业家，被誉为“世界发明大王”。二人共同点是都是美国人而且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
7. 沃尔多认为
先验论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先验论是一场出现在美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中的运动，这场运动强调了人的善良品质、创造力、以及自我发展的潜力。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被认为是先验论的领导者。先验论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同唯物主义反映论根本对立。其认为人的知识是先于感觉经验、先于社会实践的东西，它是先天就有的，亦称先验主义、唯心主义先验论。
反映论（Theory of Reflection）是指思维反映存在的理论。认识者通过对实在物的直接的感性直观认知到存在的东西。反映论和认识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二者并不等同。认识论是反映论的高级形态,只有人才有认识,特指人的反映,而不是讲动物的或其他更低级的反映。
8. 沃尔多对历史高度重视在他看来行为行政的政府与
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在美国率先兴起、形成一种与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等有密切关联的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其主旨在于取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它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西方政治学者面临着当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种危机，如帝国主义战争、声势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人无法解决和解释这些危机，因而把这些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试图建立一门“精确的”政治科学来排斥他们所斥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为摆脱矛盾提供方策。行为主义便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应运而生的。
政治行为主义首先是一种与传统政治学迥然不同的政治观。行为学派断定，古典政治学理论的方法（如历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机构方法）带有道德和哲学色彩。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须抛弃这种方法，对政治现象做“系统的、经验的和因果的解释”，以便使政治学能够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者Robert Dahl认为，行为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学极为不满的一场反抗运动。
达尔在谈到行为主义时确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他们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根据观察到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谋求解释政治现象。”从对国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研究，使政治学变成一种“非政治性的科学”，不把国家及其体制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为主义运动的主要结果。哈罗德·D·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中的影响因素和被施加影响者，戴维·杜鲁门断定，政治学应研究利益集团的政治和调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过程；戴维·伊斯顿宣布政治学应研究“存在于任何社会当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和“社会财富的权威性分配”。E·C·班费尔德（E·C·Banfield）声称政治学应研究解决或讨论问题的一般活动，如谈判、辩论、讨论、力量的运用和说服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治行为主义已成为美国政治学领城内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和方法论，并逐步得到其他国家政治学界的重视、研究或采纳。这股学术思潮主要借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门类的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吸取统计学和计算机等先进的数量分析和信息技术手段。围绕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决策这个核心内容，观察总结广泛的政治现象，产生了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一系列理论或分析模式，汇集成一股从观点、内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于传统政治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学的新型政治科学。纵观70余年的历史跨度，政治行为主义是我们了解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政治行为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是形成时期。这期间，一些政治学者开始撰文著书，批评和谴责传统政治学的形式——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张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开展政治学研究。如英国政治学者卡拉汉·华莱士发表了《政治学中的人性》，美国政治学者阿诸尔·F·本特利写下了《政府过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学的新方面》、哈罗德·D·拉斯韦尔也完成了不少著作。这些人在构成行为学派的理论框架和原则以后，也就成为行为学派的奠基人。他们呼吁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研究人性；断定只有人才能成为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据，并主张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和技术嫁接到政治学研究上来，强调应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政治程序进行详细调查和微观研究。
大约从19C末到20C30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为主义在美国逐渐酝酿形成的时期。 在美国，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19C后半期。这段时间政治学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机构的来源及其发展历史；（2）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法律体系，研究宪法和有关法典如何规定政府机构的职能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随着20C初叶世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这种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方法逐渐受到政治学者们的批评。他们对前人树立的刻板的历史叙述、逻辑推理及其它规范程式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转而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行为主义的产生与以下几个重要社会条件分不开。首先是当时欧洲各类社会科学的影响。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政治学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维利等欧洲学者的强烈影响。得自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的教学方法的启发，许多美国学者开始倡导政治学的科学性。20C30年代，大批欧洲学者为逃避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从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国，又为学术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大批欧洲或欧洲式的社会科学家强调：政治学必须借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现象。他们带来的新的科学分类思想对美国政治学界的影响难以估价。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绍来马克思、杜尔克海姆、弗洛伊德、韦伯、帕雷托、莫斯卡、米切尔斯的学说，推动了后来政治行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
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政治行为主义的启迪和影响。巴甫洛夫（Pavrov）、约翰·华生（John Waston）和B·F·斯金纳（B·F·Skinner）等心理学家创立的“行为心理学”，注重运用刺激——反应模式解释人类行为，强调研究可观察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对政治学行为研究有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可以说是当时各门科学（首先在心理学）中发生的行为科学的一个边缘产物。
其次，是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需要驱动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加重视并直接接触普遍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二战当中，一大批政治学家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亲自处理联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过切身的经验，他们察觉到传统理论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着严重缺欠，旧有的学园式结论不可能预测未来的政治局势。这些迫使他们在方法论上检讨自己。在这股日趋壮大的学术思潮带动下，一些影响力颇大的政治学家已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主张：政治研究要关心现实。打破过去那种以图书馆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面向人们的政治行为，特别要重视各种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运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努力对人们的政治抉择作出预测并给以检验。
与此同时，美国各种社会势力也出于长远或近期的考虑，大力资助政治学团体的研究活动，因为搜集和分析大量实际资料要比局限于图书馆当中作研究所需的费用大得多。大基金会通过资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项目，制约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和思想倾向。二战后，各基金会进一步重视资助诸如选举等短期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及一些跨学科研究。
最后，应该看到，行为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和美国注重实用传统及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密切相联的。20世纪初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就启发过许多政治学家。在现代哲学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逻辑实证主义。其代表维也纳学派主张：一切理论都要有经验上的根据，
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预以证实或推翻；理论必须出于彻底的科学态度，并且有赖于多学科的合作；哲学的任务是以语言分析为主要方法，达到对知识和科学的解析等。在传统和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一股占主流位置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收集客观资料，收集政治生活的无情事实。这一观点直接针对19C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说学术界认识到，要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光靠对法律权利与义务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是不行的，社会知识的可靠性在于事实。这样，重事实而不重目标。重现状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倾向。美国政治学会1903年成立，早期的几位会长都是主张政治学科学化的学者。20C20年代初，美国几次全国政治学会议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利用新技术收集新情况、新资料，而不注重理论的作用。学术界认为，事实会自己说话。
政治行为主义的形成，包含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在美国，对传统的制度研究加以批评的学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社会科学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府过程》（1908）中就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门僵死的学问，只对政府脯机构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学变为名符其实的科学。英国学者G·华莱土在1908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把政治动机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领域，主张采用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鲁斯说过：“所需要的只是：事实、事实、事实。”这句话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政治学者最重视的东西。布鲁斯还赞扬科学及其严谨性，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知识界反对墨守传统的共同态度。
继本特利之后，对推动政治行为主义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尔斯·E·梅里安和他带动下的“芝加哥学派”。梅里安在1921年发表论文《政治学研究之现状》，正式提出广泛应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生物学、统计学的技术和成果改造政治学研究状况。美国学者一般都把这一年看作科学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标志。1925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学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学院式政治学的批评和发展政治行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学”这个名词。他主张，政治学必须应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把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之一，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梅里安在20年代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以后一、二十年当中，该系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他们成了后来闻名全美的政治学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的H·F戈斯耐尔、H·D·拉斯韦尔和30年代以来的第二代传人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等。伊斯顿在40年代后期起到该系执教。本特利和亨廷顿也曾就学于这所著名学府。人才汇聚，使这里俨然成为美国政治行为主义研究的中心。在这种科学化思维万式指导下，谈学派的学者们都是面向实地工作，用以弥补以往研究资料的匮乏，并积极借用其它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及手段，正式把行为主义引进政治研究，带动了行为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
总的来看。从20年代初直至二战之前，形成之中的行为主义在方法论上强调的重点是不断发现事实和采用科学方法。伊斯顿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过：一场高度求实的时代开始了，事实成了人们共同接受的准则，成了普遍流行的科学意识的一部分。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看。当时的重点已经由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过程。与过程相关，当时初步形成了几个重要的政治理论，比如团体论，研究参与政治过程的各种社会团体以及这些团体在制定或执行政策当中扮演的角色。团体可以包括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等有组织的团体，也包括诸如社会阶级以及区域性、宗教性、种族性等非组织的社会力量。同时也重视研究权力概念。比如G·E·G·卡特林认为，政治学研究对象是权力，政治舞台是权力市场（《科学与政治学方法》，1927）。拉斯韦尔提出，政治学研究影响力和有影响力的人：影响力根据服从、安全和收入而定，有影响力的人的特征是阶级、技术、人格和具体物质等。这几个内容特征和50至60年代成熟时期的研究重心还是有所不同的。
当时处于这场学术运动中的先驱人物，还有W·李卜曼（《公共舆论》，1922）、C·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S·赖斯（《数量分析与政治学》，1938）、 W·B·莫若等人。他们都倡导用科学方法探讨与研究政治现象，发现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律。
第二阶段为鼎盛阶段，始于二战后至60年代末。这时美国涌现出一大批批行为主义学派的政治学者，如瓦尔迪姆·O·凯（Valdimar·O·Key）、戴维·杜鲁门、赫伯特·西蒙、罗伯特·达尔、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卡尔·W·多伊奇（Karl W·Deutsch）、德怀特·沃尔多 (Dwight Waldo)等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把行为主义普遍运用于政策制定，压力团体、政治过程、社会冲突、选举行为、国际关系、政治体制和权力等各个领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经典”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著作，如V·O·凯的《美国各州及南部政治》（1949）、西蒙·史密斯和汤普逊的《公共行政》（1950）、拉斯韦尔和卡普兰的《权力与社会》（1950）、杜鲁门的《政府过程》（1951）、伊斯顿的《政治系统》（1953）。
政治行为主义从产生进入到发展的高峰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个趋势反映了广大学者们一个日益自觉的意识：日常研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迫使政治学必须在理论和方法上同传统决裂。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积极赞助下，一些政治学家团体积极从事行为研究。比如，在50至60年代，政治行为学会和比较政治学会就支持并且协助各种行为研究活动。1956年，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年会上，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开辟一系列专门途径，以有益于这项研究开展。在教育界，从5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重要大学都设立了这个学科的教授职称。一些学校开设了以政治行为为专业方向的博土生培养计划。政治科学系也竟相建立。出版界也有了变化，到60年代初，政治行为主义已经在专业杂志上成了多数论文的理论依据。
在30年代问世之时，政治行为主义还被学术界许多人看成是少数人持有的偏激理论。但到了50年代，主张行为主义的学者大多成了美国政治学界的权威人物。这个转变的生动标志：在整个30至40年代，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中没有一个人鲜明赞同行为主义，但从1950年后，拉斯韦尔等著名学者先后担任了该协会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从50年代开始，行为主义的观点已经遍及当时政治研究的广大领域。和20、30年代相比，行为研究的对象更侧重于人们的心理活动。伊斯顿认为，早期的团体论和权力论考察各种社会群体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政治制度的权力分配和决策内容的过程，实质上还是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积累的只是形势资料。它仍然忽略了参与政治的个人的人格、动机、情绪等心理因素，忽略了行为资料的积累。行为主义应该以行为资料和形势资料并重。这个批评比较中肯。比如行为研究方法的首创人本特利就否认人的个性在政治研究中的作用，认为个性无法把握；唯一可以研究的是政治过程，而人们能观察到政治过程只是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政治就是团体的行为。在成熟时潮，行为主义突破了这个界限。可以说，在50年代，行为主义的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化、成熟了。
作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政治行为主义逐渐建立了不同于邻近学科的研究对象、观点、术语和方法。以行为主义这个词为例。伊斯顿曾明确指出，政治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这个词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含意不一样，它反映了学术上的重大差异。如，心理学的工具是人的感觉器官或机械仪器，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人体在外界刺激之后产生的可视察的行为，而不过问人的目的、企图、动机、欲望、情绪、感觉等精神内部的变化。反之政治行为主义关心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规律，总是努力预知人们头脑中有什么想法。它把团体和个人，把“刺激——组织——反应”的心理过程和制度——个人的关系都列入研究范围。所以政治行为主义的观察领域要比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宽广得多。
经过同代学者共同探索和重复使用，行为主义政治学已有了学科内公认的方法论原则：第一，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为观察的焦点。第二，搜集并整理事实资料，反对抽象空洞的哲学推理。第三，研究应区分价值问题和事实问题，以确保分析和结论的客观与精确。第四，针对特定范围的对象，建立相应的指导性理论；理论与资料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第五，承认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吸取和借用其它学科的成果。第六，使政治学具有科学的精确性和严谨性，发挥理论的解释和预测功能。
行为主义革命也波及到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许多研究机构从事行为研究或准行为研究，如在英国和挪威研究选举行为，在法国研究公众舆论、政党选举行为和压力集团，在意大利分析议会活动，在西德建立经验政治科学。60年代，行为主义渗透到比较政治之中。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学者合作日益密切，开始冲破了以往研究中狭隘的区域意识。
最后应该看到，有些美国学者一直认为：即使在这种学术思潮的波及影响之下，也很难把那些学者明确看作是行为主义的坚决信奉者。直至二战之后，明确表示采纳行为主义的学者并不多见，完全受严格的行为研究技术约束的人也很少。准确地说，多数美国学者对传统方法和行为研究方法的态度是混合采纳，只是偏向于行为主义方法。他们相信：行为主义并不把拒绝历史知识，因为后者是对当代政治行为观察必不可少的补充。行为主义也不能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为现有学科的任何新发展都必然以过去的成就为基础。与此同时，当代在美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干脆完全坚持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着重探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史的有关问题。然而不容怀疑的是，自20C中叶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一直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主流。它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称为后行为主义阶段。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理性选择理论的盛行。理性选择理论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结合过渡到与经济学结合。它接受了经济学对人的传统看法，认为人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存环境。这个命题本身就包括了与行为主义的规定相背的内涵。
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是面临危机的行为学派寻找到的一个最新出口。行为学派一般确认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其性质接近于生物学，而远于数学、力学、化学和物理学。因此，生物政治学可以说是行为主义主张的一种彻底的表现形式，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界的口号。生物政治学嫌行为主义对人的注重还不够。它提出要摆脱危机，必须注重人类政治行为的生物学特征，主张把生物学的信息注入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去，使政治学更加“行为主义化”。在行为主义关于人的观念基础上，生物政治学认为人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复杂造物，必须采用人种学、心理生理、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心理药理学、心理病理学、营养学等学科手段，从揭示人类生命本质理解人的政治行为，着手改造政治学。
总之，在行为主义前景暗淡的这个时期，不少的政治学者开始批评行为主义的弊病，提出新的理论和主张，试图修补行为主义理论上的破罅，使其继续发展。
政治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伊斯顿说过，政治科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具有本身系统的理论结构的综合学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门学科从根本上容纳、综合了各种科学的方法。这句话突出了方法论在政治行为主义中起着研究基础和整体贯穿的作用。
行为主义作为风行一时的一种政治学流派，其根本特征在于注重研究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而不是象传统政治学那样注重探讨事物的本质。出于这种政治观，行为学派在进行政治研究时。排除了对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的研究。在他们眼中，国家制度只是一种既存的事物，本身没有指示政治的真实内容。政治的真实内容应当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活动和围绕制度展开的行为。如果要理解一个政治组织的作用，关键不在于法律规定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享有什么权力和责任，而在于他们的行为。譬如说，确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就是没有必要的，他们认为制度并不能表示政治的实质。
这种政治观避而不谈阶级社会中政治最根本的特征，实质上掩饰了国家政治过程的根本属性。行为学派是想回避政治的这一基本方面，他们断言，国家机器已经成为中性的、为全体民众谋利益的公共权力，因而对它的性质不必加以研究。这就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政治制度的性质这个要害问题。
行为学派一方面厌弃对国家和政治制度性质的宏观研穷，另一方面又把对“客观事实”的研究局限于人的行为之上。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在人们认识之外的一种事实，“我们不自命知道人的起源和命数，但认为理解人的唯一途径是观察人，并且记录下他在审判室和立法机关中，在议员竞选演说讲坛上所做的一切。一旦有了足够的记录，我们就能预料不久之后他在已被认知的刺激的作用下将如何作为。”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规则性”（Regularities）。所谓“规则性”是在一种抽象的人的观念的基础上确认，人类的政治行为具有某种可辨别的“均一性”（Uniformities）。在日常生活中，人受到不同因素的驱使，行为缺乏“均一性”，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人类总以或多或少有点相似的方式活动着。这样，政治学者就可以研究政治行为的“规则性”以及与其有关的各种变数；就可以用一种严格的方法提供纯描述性的材料。
由于行为主义强调“事实”，因而就突出观察、核实和现代经验科学的方法，强调使概念具备操作的意义。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主要特点在其所谓的“纯科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前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戴维·伊斯顿把行为主义方法论归纳为八项设想目标：规则性(Regularites)、验证（Verifications）、技术(Techniques)、数量确定 (Quantification)、价值 (Values)、系统化 (Systematisation)、纯科学 (Pure Science)和一体化（Integration）。政治行为主义方法论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科学主义，即重视模仿自然科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积极采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和手段，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人的政治行为规律，逐步形成经验理论，并且给予普遍的验证，以期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同样重视发现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叉，大量吸收借用政治学所需要的一系列概念、术语和基础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主义政治学体现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交融汇合的学术大趋势。就两者关系而言，如果说自然科学为政治科学这个大系统更多地提供了结构和工具，那么其它各门社会科学就是更多地提供了内容和材料。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采用现代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客观、动态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方法论的首要原则是通过实地调查积累起来的精确事实来形成并验证理论。研究首先要面对客观事实。行为主义的酝酿产生，就在于研究人员已经不满足于传统政治学采用历史的、哲学的和其它一般叙述方法。卡特林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要同玄奥的抽象观念，而要同感觉到的经验对象相联系，即注意实际活动，避兔所谓的超政治学。理论只有依据对政治事件进行比较密切、直接以及受到比较严格控制的观察，加以检验之后，才能成立。 这样，政治过程和参与活动的各种团体最先取代政治组织和政治机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对象。到50年代，心理学方法更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研究，目的还是对经验的政治行为作更为深入的了解。当然行为研究并不是抛弃历史资料，不去研究法律和制度，但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才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法律毕竟是由人去制定、遵守或违犯，而政治制度不过就是行为模式的组合。
行为主义重视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搜集和处理研究资料。学者们公认，特定时期内方法论的深度和技术技巧的灵活情况必然会促进行为研究的进展。自行为主义形成以来，为搜集事实所作的社会调查在形式上已经大为丰富多样，如实地调查、信函问询、资料卡数据分理、受控实地试验、抽样问答等等，这些为政治分析和建立理论提供了所需的资料条件。
经过对经验事实的分析、概括，得出某种理论、规律或假设，必须能够采用既是普遍适用，又是科学严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对结论作出明白无误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是非判断。当代许多政治分析的手段是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或综合性学科相互通用的。为了解决研究设计、可靠性资料汇集、测量工具、证实标准以及其它各种特殊的科学程序方面，行为分析采用其它学科中的技术手段，如参与观察、内容和群组分析、量图和因素分析、心理测定和精神程序、试验室和实地试验、多元分析和计算机程序等方法。由于应用这些方法和技术，不仅使研究结果易验证，使人信服，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政治调查的领域，系统理论的范围也大大丰富了。
在技术手段当中，又以定量化方法为最常用最重要的手段。从6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学界开始普遍使用定量分析。6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城，使得资料统计分析更为迅速和精确。用数字来测度群众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总统选举中的选民态度进行研究，已经是当今美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学界的热门课题。另外对立法者的动机、行政官员的感情、人的政治化过程和冲突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更使这个方法成为政治学者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发挥理论的预测功能也是科学化的目标之一。借助于客观的资料和科学的分析手段，学者们试图发现政治现象的规律，从而预见未来的事态发展趋势。行为主义相信，通过调查和分析，人们可能用类似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方法发现人们行为的规律，因为人和各种事物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科学的某些技术方法、技术原理、逻辑方法和自然哲学同样可以用来研究人们的行为。当然，政治学要发展自己的一套科学原理，用以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但只要有了适当的分析手段，就可以简化复杂问题，发现政治行为的规律，帮助人们作出预测。
以统计学的应用为例。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政治学已掌握了大量的统计资料，有了自己的资料档案。经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分析、加工、分类、存贮，原始资料成为规范化和系统化的信息知识，方便了后来人们的利用。美国学者认为，统计学在当代政治学领域的用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实用性，如把统计方法运用于各种社会抽样调查和
9. 沃尔多对历史高度重视在他看来作为行政的政府与辅与总
公正至上是新公共行政学派提出的，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森。
新公共行政学派是行政理论学派之一。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以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和弗里德里克森为代表。
秦晖的“公正至上”论的提出切入了中国改革遇到的困境。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